张其锽简介

　　刻苦攻读，进士及第

　　张其锽在吴佩孚幕中是个文武双全的重要角色，他是广西人，字子武，前清进士。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廿四日在广州出生，后回桂林。张其锽六岁开始读书，过目成诵，九岁时的书法已得到长辈们的赞赏。张其锽19岁入广东广雅书院深造（广雅为清代著名学府，主持人均为当代大儒），不幸20岁时父亲病故。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县官，然而操守谨严，在任上已有不少的亏空，到去世时巳家贫如洗。当时赡养母亲、抚育弟弟的担子全落在张其锽一个人的肩上，而母亲冯太夫人偏偏又患了风痹心脏病，更是雪上加霜。张其锽在广雅书院攻读，平日仅靠一些酸菜佐餐，常常几个月不知肉的滋味。广雅书院每个月有考试，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奖学金。张其锽每月的家用就依靠月试所得的奖金支付，所以非用功奋发不可，因而学业迅速精进。

　　张其锽的父亲在南海为官时已经为他聘定了广东钦廉边防督办潘培楷的小姐，张其锽服孝期满后与潘小姐成亲，住在岳父家。潘培楷为张其锽捐了官，他也一度辅佐岳丈在军中任职，这一段时期是他研究地形兵学的启蒙时期。然而张其锽不愿意做这种捐来的官，要经过科举考试才算是正途出身。于是张其锽于1902年回到了广西桂林，第二年参加广西乡试，果然中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第四名举人。第二年连捷，光绪卅年甲辰会试中试第八十六名，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张其锽外放湖南为官，历任湖南零陵、芷江、蓝山等县的县令，勤政爱民，听讼明允，颇有声誉。芷江该邑多盗，讼案很多。张年少气盛，求治过急，用两个月的时间极力将盗贼捕获过半，盗贼余党既怕又恨他。张其锽在一次捕盗时中了盗贼的埋伏，受缚被殴打得遍体鳞伤，盗贼呼啸而去，张大愤道：“文人无缚鸡之力，要不怎么会受辱至此！”后因剿匪有功，张其锽遂自请调到省城长沙，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广求武艺高师，刻苦练习，武技大进，能虎跃登屋顶，数十人不敢近身，被看做是文武全才。

　　聂缉椝慧眼识婿

　　1905年原上海道台聂缉椝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开缺回籍，全家搬回湖南。

　　聂缉椝因为择婿严格，最大的女儿聂其德（行第五）二十多岁还没有出嫁。聂缉槼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侄女曾广珊是俞大维的母亲，而俞大维的姑母则是张其锽的十嫂，她在俞家认识了聂其德，就想说媒替张其锽续弦（张其锽的前妻潘夫人已去世）。聂缉槼一听大喜，因为他对张其锽早有好印象。他曾听一位担任巡防队统领的朋友说，在检阅全省军队时发现只有文人出身的芷江县令张其锽带领的三百名士兵行，这三百人全是年轻力壮，而且武技、枪法都好。还有一次，聂缉椝听一位剃头师傅夸赞张知县真是个好官，常常更深夜半听闻盗警，就亲自起来率兵捉土匪。不到一年，芷江的土匪都逃到别处去了。有一次张知县夜晚抓土匪太劳累，天明回到衙门，他就昏倒在地上。虽然聂家的亲戚朋友反对这门亲事，说张其锽没有钱财田产，一个人的薪俸要养活三房二十几口人，但是聂缉椝认定张其锽是个人才，立意要订这门亲事，声称要牺牲一个女儿，为国家培植一个人才。1910年农历正月十九日，聂其德和张其锽结婚，张其锽以考察新政为名，由芷江骑马经旱路走了九天到长沙，就以曾国藩祠堂作为新房。结婚前一晚，聂缉椝告诫女儿说：“我嫁你到张家，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受苦的。他家三房廿几口，都靠他一人维持，你不要得罪他家人，需要钱时尽管写信给我，你替他减少家里的负担，让他可以替国家多做些事。”聂缉槼还私下向人说：“我这个女儿一定能替我做到。”

　　张其锽与聂其德成亲不到半年，生母冯太夫人去世，张其锽按照惯例要回家乡奔丧守孝，在辞官离开芷江的那天，许多士绅百姓前釆送行，手里拿着燃香排列在道路两旁，不少人因不舍得张县长离开而哭泣泪下。

　　铮铮风骨，坚决反对洪宪帝制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巡抚岑春煊被撤职，换了杨文鼎为湖南巡抚。杨文鼎一直很看中张其锽的才能，上任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电报邀请张其锽到湖南来。张其锽等到办完丧事，在1911年以候选郎中被委派为南路巡防队统领，驻守在永州，并奉命率兵往道州剿匪。等到了七八月份剿匪事毕，湖南巡抚已换成余诚格。张其锽本打算带兵回到永州，然后赴省城为杨文鼎送行。没想到10月10日发生武昌起义，不多久长沙落入革命军手中，谘议局长谭延闿被举为湖南都督，巡抚余诚格已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谭延闿与张其锽都是光绪甲辰科进士，两人同出于张百熙门下，私交甚好，于是写信给张其锽，请他到长沙来，把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南武军，并增募新兵，任命张其锽为军统。不久清室逊位，张其锽认为南北统一可避免战争，于是坚决辞去南武军军统的职务。1912年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谭延闿任命张其锽为军事厅厅长，管辖全省军队，并以领兵的功绩，先是授陆军少将，第二年晋授陆军中将。

　　在晋授陆军中将时，大总统袁世凯把张其锽召到北京，交谈之下，立刻看出了张其锽的才能，想留下他为己所用。张其锽知道他有称帝的野心，南北议和后飘然辞去，回湖南立即带家眷东下，住到了上海，闭门家居，极少与朋友通信。但他抱负非凡，耻以五斗米折腰，经常说大话：“我将来必当省长，牛刀小试岂是大丈夫所为？”

　　1914年春天，张其锽被推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到了北京，并常在约法会议上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袁世凯知道他的才能，准备授以广东巡阅使，赴广东办理裁兵事项。这时约法会议上有人配合袁世凯的称帝梦，提出了一个封爵的提案，张其锽坚持反对，拂衣迳去，当天晚上就离京回沪。等到袁世凯称帝，蔡锷领护国军由云南起兵，与北洋军在四川苦战。由于兵力及装备均不及北洋军，形势颇为不利。当时如果广西宣布独立，与云南、贵州联为一气，则声势完全不同，因此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态度，对护国的成败关系很重要。陆荣廷虽然不赞成帝制，但他不敢轻举妄动，还在观望。张其锽说动了陆荣庭起兵响应，从多路进军，护国军形势转危为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李经羲于1917年曾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他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时与张其锽交往过，知道他的才能，所以请张其锽出任秘书长，结果碰上了张勋复辟的事，张其锽又回到了上海。

　　张其锽先生爱骑马、射击。在芷江县任上，筑有玻璃房，客人在内看他在外骑马、打枪。

　　与吴佩孚战场订交

　　1917年北洋政府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东声明护法讨逆。在国父的号召之下，一百三十多位议员聚于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高举起护法大旗。南方各省与专制暴政的北洋政府形成对立状态，由此开始的战争史称“护法战争”。

　　当时的北洋政府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段祺瑞穷兵黩武，倡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决定以湖南作为突破口。1917年，湘军驱逐傅良佐，北京政府震怒，段祺瑞便委任曹锟、张敬尧、张怀芝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湖南。曹锟照例自己留在后方，由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去冲锋陷阵。

　　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军政职务被段祺瑞撤销后，他与师长赵恒锡联合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组成联军与北洋军对抗。1918年3月11曰，吴佩孚的第三师与湘、粤、桂各一个旅的联军在羊楼峒展开大战，双方血战六天，最后吴佩孚看出了粤军与桂军有不和的迹象，他决定孤注一掷，下令总攻，北洋军士兵踏着自己弟兄的尸体向前冲，终于摧破了湘军的防线，桂军急忙退走，粤军则大部被包围缴械。这一仗打垮了湘粤桂联军的士气，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作战了。

　　吴佩孚攻下羊楼峒，当天就向洞庭湖口的要隘岳州进发。西南联军已无斗志，放弃了岳州，慌忙逃向长沙。吴佩孚不费一卒一弹就攻占了岳州。

　　桂军总司令谭浩明兼任湘桂粤联军总司令，他驻守长沙，只想掌权，却不想为湖南打仗，只在同山口稍稍抵抗了一下，便急忙退回广西去了。因此，吴佩孚一路向南，势如破竹地于3月26曰开进长沙。

　　段褀瑞是一个派系意识强烈的人，他担心吴佩孚得手湖南，控制西南，将势不可遏，于是急忙任命毫无战功的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率领四倍于吴佩孚的兵力进驻长沙抢地盘。吴佩孚当然清楚段祺瑞的算盘，他不动声色地让出了长沙，然而从此再也不急攻猛进了，开始慢慢吞吞地往前打。他于四月中旬拿下了株洲，又分一支兵开进湘潭。到了4月20曰，吴佩孚攻陷了衡山。当时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下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郴州、永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械，少粮饷，更无斗志。谭延阊想到了善于用兵的张其锽，他连忙写信给张其锽，说他准备在永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任军事联络员，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张其锽届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等他抵达时，军事会议已经开始了。与会的将领都认为凭湘军当前的力量实在无法再与吴佩孚抗衡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去。张其锽听到众人都是如此主张，立即站出来，力陈不可放弃湖南。湖南是两广的屏障，湖南失守，则两广的门户大开，北洋军就可以直指军政府的大本营。

　　大家虽然也明白湖南地位的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将领敢再与吴佩孚对抗了。于是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锡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心里都想三百个人如何抵抗吴佩孚精锐的第三师呢？既然张其锽自己愿意守，就且看他如何守永州吧。

　　谭延闿和赵恒锡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时湘军溃兵大至，当时湘军有一习惯：胜则兼程而进，锐不可当；败则辙乱旗靡，不可收拾。张其锽集合残部，连斩连长、排长四五十人，才将永州守住。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5月28曰占领衡阳，就把司令部设在衡阳。他的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似乎永州有重兵把守。吴佩孚的既定方针本来就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谭延闿得知后绕道回湖南，在永州设立督军行署，张其锽则充当他的幕僚。

　　张其锽见两军相峙了一些段日子没有开战，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吴佩孚。张其锽在信中反复说明了“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得其利的种种利害关系，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要为段祺瑞再继续打下去了。张其锽的信打动了吴佩孚，因为信中的观点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吴佩孚攻打湖南立下大功，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职位给了张敬尧，这笔帐吴佩孚当然记在心里。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这位守在自己对面的带兵的文人。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钜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钜，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钜亲自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张其锽只带了两名随从，就由张其钜陪着到了衡阳。

　　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一席长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天两人就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小三岁为弟，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张其锽代表谭延闿，一起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18年6月16曰签订了停战协议。接着吴佩孚在衡阳前线连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显而易见，吴佩孚“罢战主和”，完全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

　　和平协议签字生效后，南北方再也没有发生过交火。湘西的百姓终得免受兵灾之苦，这完全是张其锽的功劳。然而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功成身退，把统率的部队交还给湘军将领，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上海的家中。他乘船离开湖南的那天，部队和百姓都排列在道路两旁，送行的人足有数万人之多。

　　襄助吴佩孚，屡建卓勋

　　吴佩孚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在稍成气候之后就模仿曾国藩建立自己的幕府，聘用一些名流、宿彦担任他的幕僚。他也和曾国藩一样，每顿饭都和幕僚们一起吃，边吃边议。他结识了张其锽之后，当然希望他来协助自己。张其锽接受了吴佩孚的诚意邀请，成了吴佩孚幕府中首屈一指的幕友，在内为吴佩孚襄赞帷幄，在外为吴佩孚联络、游说、交际。张其锽为吴佩孚策划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撤防北归”。湖南督军张敬尧在长沙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他的部队公然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搞得湖南暗无天日，民怨鼎沸。张敬尧在湖南为非作歹，引起湖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个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领导的新民学会。然而，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就像为张敬尧守着大门。如果第三师撤往北方，湖南的军队就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张敬尧。在北方，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皖系政府动用军警镇压学生和爱国群众，并且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意图以出卖山东为代价，换取日本的军事援助，继续其“武力统一”的方针。因此，皖系的政府和安福国会已经成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众矢之的。在这种形势下，吴佩孚把第三师从湘南带回北方，就不仅仅是口诛笔伐了，而是以武力对皖系造成直接威胁，直皖开战将不可避免。

　　张其锽本与谭延闿有极深的私谊，因而在吴、谭之间穿针引线，又邀请了西南其他各派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的代表，于1919年11月在衡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签订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由于张其锽的居间联络，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了默契，“吴军朝发而谭（延闿）军夕至”。谭延闿和赵恒锡率领的湘军只有一万多人，以二千支缺少子弹的旧枪，向张敬尧的第七师发动猛攻，把这支腐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仅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击溃了张敬尧的十万大军，从而将北洋军势力全部逐出湖南，谭延闿复入长沙。

　　1920年5月下旬吴佩孚的军队开始撤防北归，到6月中旬已经布防在河北、河南一带，使直、豫、鄂三省联成一片。段祺瑞见此情势，清楚直皖开战不可避免，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近郊南苑的团河建立总司令部，分兵两路，西路由段芝贵指挥，东路由徐树铮指挥。直系曹锟、吴佩孚于7月9日在天津举行誓师讨皖大会。曹锟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吴佩孚的司令部设在琉璃河与保定之间的高碑店，在此之前，他已写信把张其锽请到了司令部襄赞军机，并遣使慰劳湘军，谭延闿命张其锽前去洛阳报聘，兼以观察中原形势。张其锽在湖南不得志，在洛阳却为吴佩孚所礼重，遂充任吴的幕僚。虽然皖军的兵力远超过直军，但是经过五、六天的大战，却以皖军全线溃败而告结束。战后张其锽对吴佩孚要授予的官职坚辞不受。

　　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出力不多，却捡了个大便宜，战后形成了直奉共同控制北洋政权的局面。张作霖的野心的发展导致直奉战争不可避免。张作霖的20万大军开进关来，连连夺取曹锟的地盘。一味想求和的曹锟这才明白，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了，于是他授予吴佩孚指挥全军的完全权力，与奉军开战。

　　吴佩孚倾其全力开赴前线，孤注一掷地集中兵力对长辛店一带的奉军猛攻，战场形势，几经反复。吴佩孚亲临第一线，先在中路指挥，扭转不利形势后再赶往西路指挥。经过五天的激战，奉军土崩瓦解。在此期间，吴佩孚连续七昼夜未睡眠，一切安排指挥，煞费苦心。这次战争与直皖战争一样，也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连曹锟在战前也没有想到会打胜，因此吴佩孚的“常胜将军”之名更加盛行一时。虽然我们同样无法具体知道张其锽在本次战争中起了哪些作用，但是从两个方面可以略见一斑。其一，吴佩孚有一个习惯做法，他的幕僚如果立了功劳，他会安排或推荐他们出去做官。这次战后不久，吴佩孚就推荐张其锽担任广西省长，可想而知张其锽在对奉作战中一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吴佩孚常表示对张其锽极为钦佩。他在闲谈中常说，张其锽对政治、军事之神机妙算虽诸葛孔明不过如此。张其锽在吴佩孚每有决策之前辄常提供意见，对吴佩孚的方针决策颇有影响。如果不是常有极出色的谋略，任何人是无法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

　　任广西省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职大总统。他上任之初，提出了一个废督裁兵的方针。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这个题目，没有人能够公开反对，然而没有一个督军愿意放弃自己的权柄，大家拖而不理，黎元洪也无可奈何。督军既不能除，则裁兵也是一句空言。废督裁兵都落了空，黎元洪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下令对身兼省长的众督军采取了消去省长，专留督军的措施。黎元洪上任伊始，一个月之内就先后任命了七个省长，不过由于督军们的强烈反抗和抵制，大多数的省长无法上任。

　　1922年6月，在吴佩孚的推荐之下，黎元洪特任张其锽为广西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张其锽上书谦辞，黎元洪不准，并催促他速去就职。张其锽知道这是一个极困难的差事，因此也不带家眷，只带了两个旧部下乘轮船去广西上任。

　　当时的广西极混乱，同时存在多支人马。既有黔军，又有两支滇军，还有三支桂军。面对这么多的军阀，省长的政令不出南宁周围的几个县。尽管如此，张其锽还是极想干出政绩。他在广西，奉行两个字的方针，一曰“勤”，一曰“忍”。他见广西历年战乱，地方凋敝，百废待举，而财政极度困难，决定从整顿财政入手。他制订了一个广西银行发展计划，并奉准增加广西银行发行额，以应军需、行政、教育所需。他尽力砍去不合理的开支，涓滴归公，使军需之外，行政、教育经费也不致过于短缺。张其锽自己曾对人说，凡军饷行政费用之开支，田赋税款之催收，地方琐事之强求，事事均须精心应付。凡条款、章程、议案、公文之类，均亲自执笔。他经常在睡觉时闭目构思，每考虑成熟便半夜披衣起身写作，动辄下笔数千言，其苦心焦虑如此。除去“勤”，尚需“忍”。省长手中无兵，因而无权。每遇到政令无法推行，或是军队索饷甚至列兵相向，张其锽均隐忍处之。1924年李宗仁、黄绍竑的桂系崛起，组成广西定桂军讨贼联军于七月攻入南宁，张其锽于是从容作出交代而后离去。

　　辅佐吴佩孚东山再起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7月张其锽任广西省长的两年间，吴佩孚在洛阳虎视天下，这是他事业与声望的鼎盛时期，但也由此盛极而衰，危机暗伏。吴佩孚不赞成曹锟贿选总统，因而曹吴失欢，貌合神离。直系的内部四分五裂，吴佩孚与直系的几员大将，尤其是与冯玉祥，都产生了矛盾。张作霖利用这一形势，一方面联络四方，另一方面整修军备。经过两年的备战，1924年9月张作霖率17万奉军分五路杀进关内。这下子急坏了曹锟，连发数道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吴佩孚速速来京抗敌，又派出一批批劝驾的专使前往洛阳面请。吴佩孚本极不愿在此时开战，他知道此时战奉凶多吉少，然而军情急如火燎，吴佩孚心存故主，难忘旧情，只得硬着头皮出发，于9月1 7日乘专车入京。在此之前他已写信请张其锽北上相助。当时，张其锽住在北京，与一位妓女来往，关系极为密切。吴佩孚来函催他上路，他与那位妓女相约道：“战争胜利，你嫁给我。吴将军善于用兵，不用担心，你就等着胜利的佳音吧。”吴佩孚到京的第二天，在四照堂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亲笔点将，六十名将官一一分配任务，分兵三路，对抗奉军。

　　吴佩孚亲赴山海关前线督战，直奉两军主力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军在死顶硬拚之际，天天盼着冯玉祥的西路军能得手，没有想到在1924年9月24日传来了冯玉祥倒戈的消息。

　　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秘密结成了准备倒戈的联盟，他故意慢慢吞吞地行军，天天关注战场形势，等到吴佩孚出京之后，判断吴佩孚无法迅速取胜，立即决定倒戈，全军连夜回师北京，在孙岳的接应之下，控制北京，软禁曹锟。在冯玉祥与奉军的夹击之下，直军崩溃。吴佩孚滞留天津，形势越釆越危急，然而他宁死也不肯躲进租界。幸亏吴佩孚的幕僚刘永谦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在最后关头拉着吴佩孚，率领幕僚及卫队，登上早准备好的华甲舰，浮海而去。吴佩孚在舰上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检讨过去，并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会上大家都不发一言，最后还是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在这五点意见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在直皖战争前，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倡导和平统一的时候，他就博得一般人的热烈同情和支持，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武力统一主义者。在吴佩孚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战祸遍及于湖南、福建、浙江、四川、广东各省，他在势力范围扩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各方势力的共同讨伐之下，从而最终必将一败涂地。

　　吴佩孚看过之后，略加考虑后说：“很好。五项高见之中我可以采纳其四，就只另选根据地一点，我看大可不必，我们还是回洛阳去”。

　　吴佩孚原打算回到洛阳，然而墙倒众人推，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走投无路时，湖南赵恒锡伸出了友谊之手，请他前往湖南。吴佩孚最后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到湖南岳州住了下来。

　　以前张其锽在吴佩孚的幕府中仅是客串性质，由客串而正式加入吴佩孚的班底，不是在吴佩孚虎视洛阳，声望如日中天之日，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从山海关兵败到暂栖黄州、岳阳，吴佩孚亡命奔波，是他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其锽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协助他安排行止。

　　吴佩孚到达岳州，在决川舰上一住七个半月。在此期间，皖奉结合，势力扩张，直系将领人人自危，深感还是需捧吴大帅出来。于是各省代表络绎不绝登上决川舰，无兵无权又无钱的吴佩孚，居然一跃成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这真是一个奇迹。张其锽对外缔结盟约，对内调和将帅间的矛盾，功不可没，因此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选汉口东北的查家墩为总司令部址，成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首先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对他相当器重，“决疑定策”，“倚畀甚殷”。

　　遇难经过

　　吴佩孚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的大将都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吴佩孚唯独对张其锽极为敬重。吴佩孚对张其锽从不直呼其名而称呼张省长。吴佩孚如果对部下说：“去请省长来”，大家知道就是指的张其锽。然而吴佩孚东山再起后，虽然声势很大，但已是他事业生命的回光返照。他刚愎自用的性格越来越显现出来，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在战略和用人上一误再误，最典型的是两件事。

　　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共同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夹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冯玉祥为了保全实力，自己出国赴苏联，把部队交给张之江、李鸣钟。张之江和李鸣钟决定投靠吴佩孚，抵抗张作霖，向吴表示愿率部听命。消息传来，查家墩总部一片欢呼。国民军投诚，等于讨冯目的已经达到。利用国民军共同讨奉，岂不是稳操胜券。没想到吴佩孚说，“人无信不立”，不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尽管张其锽等高级幕僚劝他，但他抱着“信义”的原则，不允许再提讨奉的话，继续进攻国民军。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赵恒锡主政湖南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借口赵恒惕偏袒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与赵恒惕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不得不退位离开。

　　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决定声援叶开鑫，联合进攻湖南。张其锽劝吴佩孚：“此湘省内部事，公宜处之以静，观其蜕变，因时制宜；若作左右袒，犹扬汤止沸也。”张其锽还屡次劝吴佩孚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张其锽看到了广东的革命军政府已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方巩固，日益强大，不可为敌。可惜吴佩孚困惑于左右之言，听不进张其锽的意见。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广州新生力量的壮大。1926年4月25日他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张其锽是秘书长，掌管着吴佩孚的大印，所有的文书必须张其锽用印后才能生效。张其锽决定不迁就吴佩孚的命令，对叶开鑫的委任令送来盖印三次，都被张其锽拒绝。张其锽这时把行李都已卷好，只准备第二天就辞职而去（张其锽有一个习惯，他常常不睡在床上而喜欢靠在藤椅上睡觉）。没有想到由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出面，到了晚上命令嗣子吴道时（吴佩孚本人没有子女，吴道时是吴佩孚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吴佩孚）来恳求张其锽，说吴佩孚已经答应了别人，如果再撤销这一任命，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吴道时跪在张其锽面前，张其锽不肯用印或是辞职，他就长跪不起。张其锽是个重情义的人，碍于情面，长叹一声只好继续留下。

　　然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张其锽所料，吴佩孚既要北上讨伐冯玉祥，又要南下驱逐唐生智，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虽然叶开鑫军攻进长沙，唐生智退往衡州，但是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兵援唐，从广东、广西打进湖南。1926年6月2日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国民革命军提早北伐，吴佩孚于是走上了迅速失败的道路。

　　吴佩孚不肯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后继续向北京进逼，结果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推到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中。国民军退出北京，据险扼守南口，拖住了吴佩孚的军队。等到8月14日直奉联军攻下南口，吴佩孚1926年8月25日赶回武汉，北伐军已攻克了湖南全省，北洋军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吴佩孚一到武汉，正赶上北伐军全线总攻险隘汀泗桥。北伐军前仆后继，奋勇冲锋。吴佩孚命令不惜代价，全力死守。他组织了八个大刀执法队，凡有后退官兵，立斩不赦。然而大刀队也终于挡不住北伐军的猛烈攻势，溃兵如潮水般败下阵来。叶挺的独立团在这一战役中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1926年9月4日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汉三镇，汉阳和汉口接连失守。北洋军大势已去，吴佩孚退回河南。武昌孤城虽死守四十天，但也终于落入北伐军之手。武汉失守后吴佩孚的左右皆遁去，唯独张其锽不走，每见到吴必骂，吴亦甘愿接受。由于北伐军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在洛阳才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1927年4月张作霖借口要南下与革命军决战，从背后杀到洛阳。吴佩孚于是移驻豫西的巩县，想避开战端。他喘息未定，奉军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的要求，吴佩孚手下的一点屡败之兵，无法对敌，于1927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经过嵩山，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南阳。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虽然于学忠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但于学忠的第八军派系杂乱，形势并不稳定。吴佩孚与手下商量了半天，最后他决定入川投奔杨森。

　　吴佩孚带领两团卫队离开南阳，当晚在河南邓县的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条大路，但远五里；经构林关，近五里。第二天（1927年6月2日）早上出发，由于第一团先头部队走大路很平静，本队及第二团决定改走构林关小路。出发时张其锽所骑的马，忽然狂跳不肯向前。张其锽大怒，接连猛抽它数鞭才肯往前走。正午到构林关午餐后，地方乡绅纷纷拿着纸请吴佩孚题字，吴佩孚不忍心拒绝，于是一一为他们书写。等到午后2点，南冈方面忽然传来断续枪声，张其锽恐怕久等生变，带领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探路。往前走了大约三里，地名灰店铺，遇到一片小树林，张其锽骑马走在最前面，突然从树林中射出子弹，张其锽中弹后急忙翻身下马，结果腰腹间又中弹，于是当场气绝身亡。吴佩孚担心前面有闪失，急催部队前进，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其锽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听当地人士说，这是樊钟秀的一伙匪徒，误以为张其锽等人是商旅，想打劫财物，后见大队人马已到，于是四散逃去。吴佩孚见老友惨遭横祸，抱着尸体大哭一场，他请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寄放在关帝庙内。吴佩孚寄居四川四年多，1931年到甘肃调解回汉纠纷，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北平，再也不曾复出了。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亦亲如兄弟。张其锽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两人立场虽然不同，但私交不受影响。张其锽遇难时，谭延闾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谭延闿风尘仆仆奔波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等到张其锽的噩耗传至谭延闿耳中，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国民军的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直到1927年9月1日灵柩才辗转运到上海，谭延闿以诗哭之，中有“平生误感恩”句，大概是可惜他不慎出走而明珠投暗之意。11月28日安葬于苏州的南乡七子山。

　　张其锽博古通今，神机妙算

　　在北洋时代，学问与谋略最出众的当数杨度与张其锽，而张其锽更是一位文武全才。梁启超评论他说：“盖以文人而晓畅军事，以儒者而具综理密微之法家精神，在并世人才中未见其比也！”张其锽的学问更博而杂，在六艺方面之易、书、诗、礼、春秋，以易经最有心得。先秦诸子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无不深入研究，而以墨子、庄子最有心得（已出版者有《墨经通解》）。汉代经学及黄老术，亦曾作有系统之研究，而对西汉思想家，有独到之见解。对魏晋南北朝之玄学、及隋唐佛教发展与经学之统一，亦有深刻之研究。对宋元明理学（如北宋理学大家、朱陆异同、永嘉学派、阳明学），尤常喜予批评、引证、及指出其弱点而补充之。而其一生最为世所敬佩者即其所专长之大六壬更为神奇。他无师自通，下功夫研究了射覆占卜及奇门遁甲之术。在当时的湖南战场上，有一段时期他每天占卜一课，预测第二天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写完之后立即封存起来。第二天战事结束，则由谭延闿开封查验，批写是否灵验准确。后来还有人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谭张墨迹》。由于张其锽屡次测准战况的发展，他的神机妙算也广为人知，人们传说他对这门称作是“大六壬”的学问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后来越传越神，说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张其锽在广西省长任上时，有三个关系密切的同僚认为自己是受新式教育的，素来不信看相、算命、卜卦等，因而在闲聊中常与张其锽争论。有一天，他们要考一下张其锽，拿一盒火柴，抽去放火柴的小盒子，仅将空火柴盒外套，层层用报纸包起，再用白桌布包成一个一尺见方的包裹，拿到张其锽房间内请他推算里面是什么东西。张其锽静坐片刻，翻开一本卜算书，再用几枚旧铜钱在双手合掌中摇滚几次，经过仔细地计算和思考后，即提笔直书：

　　火融融，木片产山中。火融融，五彩画纸中。

　　火融融，两面在通风。火融融，中间是空空。

　　其中一人只知道是盒火柴，没有注意动手包裹的同僚临时抽掉了火柴内盒，所以他还觉得张其锽的后两句话没有道理。等到把包裹打开，他们大为惊奇，忙问张其锽是如何算出来的。虽然张其锽根据学理加以解释，但这三个人对此素无研究，终于无法理解。还有一次在宴会上，一位朋友屈指握拳，请张其锽推算掌中所藏何物。张其锽就席中取牙签数根，在桌上加以摆弄，然后推断说：“此物非木非石，其形圆而长，中空，如非枪弹壳子，即为纸捻筒子。”朋友伸出手来，手中果然是水烟壶的纸捻筒，举座皆为之称奇。

　　张其锽曾替岳父聂缉椝算过命，对夫人说恐怕过不了五十七岁，但不能让岳父知道，只是劝他留须。聂缉槼依言留须，但结果仍在五十七岁时逝世。

　　据说张其锽曾经算出他自己在1927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佩孚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易克皋向张其锽告辞时，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其锽也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也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张其锽已计划好，陪吴佩孚到四川，对他略加安顿后就回上海，没有想到还是在劫难逃。